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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日报:“比起钻石,我更欣赏玻璃的朴实”

来源: 发布时间:2011-02-28【字体:

【院士名片】干福熹,1933年生,浙江杭州人,光学和材料学科学家。从事光学、光电子学、非晶态物理学等研究,是我国光存储技术的开拓者,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。

本报记者 章迪思

玻璃,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材料,没有钻石般玲珑剔透的晶体结构,实在是朴素之极。但在中科院院士干福熹眼中,只有实用价值的玻璃,恰恰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而紧密的联系。从1952年起,干福熹开始研究光学玻璃,转眼已近六十年,人们经常尊称他为“和玻璃打一辈子交道的院士”,而在不知不觉间,干福熹本人也渐渐形成了和玻璃相似的品性——朴实无华,却无可替代。

祖国需要的,就是有用的(小标题)

1952年,干福熹和同学们作为我国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的建设者,提前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,来到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,这是新中国的光学玻璃研制基地。光学玻璃作为一种多组份的无机物,人们长期以来无法摸清组份和性质之间的关系,很难造出具有特定性质的玻璃。因此,弄清光学玻璃的成分和制造工艺,是一个国家科研实力的体现,也是研制光学仪器至关重要的一步。

彼时的仪器馆一片空白,年轻的干福熹不知从何下手,幸运的是,他遇到了中国光学界老前辈龚祖同先生。龚先生早在30年代就赴德国学习光学,竭力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光学玻璃工业基础,解放前四处奔波,苦于得不到支持。因此,新成立的仪器馆对于龚先生来说,是一尝夙愿的绝佳机会。

跟着龚先生,干福熹从维修煤气炉、铺设煤气管和油管做起。他们俩一起睡在车间的熔炉边,在高温炙烤下昼夜不舍地监视试验情况,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埚光学玻璃。他用一个多月速成俄语,大量收集和翻译外国资料;跨越整个中国,远赴昆明设计和建立中国第一个光学玻璃生产车间,同时又到吉林大学学习结晶学等基础理论知识。

在念大学之前,干福熹想象中的“报效祖国”,是风风光光的参军、轰轰烈烈的土改。在仪器所的工作让他渐渐懂得,将祖国需要和自身特长相结合,才是最有用、最好的工作。60年代初,干福熹建立了军工急需的我国第一代耐辐射光学玻璃系列。1962年,在他领导下,中国第一台掺钕玻璃激光器诞生,仅比美国晚了一年。1964年,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他主编了70万字的《光学玻璃》一书,这也是国际上首部全面论述光学玻璃理化特性、品种工艺的专著。

用职位换成就,值!(小标题)

“学而优则仕”,是中国古代不少文人的追求,直至今日,仍有不少知识分子以担任行政领导为荣。而在近30年前,干福熹却果断辞去了行政职务,只为继续研究之路。

文革结束后,干福熹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科学院的副院长,兼任金沙电子游戏大厅所长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,他整天都在开会,下班后还有不少人找到家里来谈事情。这样一来,专业研究就没时间考虑了,光机所未来怎么走?研究方向怎么定?心里装着这些问题,干福熹好几次都想硬起心肠,把来访者拒之门外。可一想到对方肯定也是鼓足勇气才来敲自家门,他实在下不了狠心。

唯一的办法,就是辞职。1982年,干福熹提出辞呈,要求辞去包括副院长和所长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导职务。不少同事朋友听闻此事:纷纷来劝,“你在领导岗位上,觉得没有时间做科研;当你退下来后没权力,想做科研还没条件呢!”。干福熹的想法很实在,现在50多岁,正是业务上有积淀,又能开创新领域的黄金时期,不做研究太可惜!人的精力有限,相比之下,放弃行政职务倒也没啥惋惜,毕竟自己不擅长管理。  

干福熹的“请辞”,整整两年后才得到上级同意,时任解放日报记者李文祺全程报道了此事。多年后的今天,当学术界出现浮躁功利心态和“官本位”文化,干福熹当年的勇气和决心更显难能可贵。“他是我最钦佩的科学家之一。”李文祺说。

离开领导岗位,干福熹开始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。当时光电子学正在兴起,干福熹很快把工作转到光电信息领域,研究超长波长红外光纤通信、开创我国数字光盘存储技术。同时,他作为我国首批横跨两个一级学科的博士生导师,培养了光学和材料学专业的近百名博士生。此外,他还撰写多本光学玻璃及相关领域的中英文学术专著。

如果当初不退下来,又会怎样?干福熹说,领导位子上呆久了,难免会失去冷静的科学头脑,用行政手段推行自己的学术观点,压制年青人。“与其犯这些错误,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研究,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。这么一算,我是赚到了!” 干福熹嘿嘿一笑,如赤子般纯真。 

不爱耀眼,但求有用(小标题)

干福熹的办公室里,到处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工艺品。论纯度、论切割工艺,它们远比不上价值不菲的钻石,但在他眼里,这些玻璃堪称“无价之宝”,因为它们是我国光学材料发展的“功臣”。“比起人见人爱的钻石,我更中意玻璃这种材料,不仅因为它们见证了我六十年的科研之路,更重要的是,它们自身很朴实,却又很有用。”干福熹一直这么说。

一如玻璃没有耀眼的光芒,干福熹自己同样也不喜欢“名号”、“光环”一类的东西。继1984年辞去行政职务以来,还不断有人请他“出山”,担任大学校长、科协主席,都被婉谢;70岁那年,他又向院里明确,所有重大项目不要以他为第一完成人;75岁那年,他更是拒绝在一切光学领域的科研计划中出现自己名字。他觉得这样是最“不累”的活法,“名利之外,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。”

干福熹总是停不下来,2003年,年届古稀之年的他,在照顾老伴之余,决定进军一个全新领域——科技考古,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手段,为考古界传统的“靠眼观手”助以一臂之力。

这次“文理跨界”的缘起,还是因为他对玻璃的热爱。研究了一辈子玻璃,他一直很想了解玻璃的“前世今生”,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,真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自西方传入?我们的玻璃成分,和西方的有何不同?经过仔细的史料翻阅和他拿手的成分分析,干福熹以“新手”身份在考古界提出了玻璃“自创说”,即我国古代玻璃技术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期,化学成分与西方玻璃也有较大差异。

现在,他又开始了对玉器的研究,接下来还准备推动中科院与国家文物局建立联盟,共同加强对文物的研究和保护。在他看来,中华文明史上的不解之迷还有许多,文理各科的人才打破学科分割共同参与,是大势所趋。

无论从事什么研究,干福熹始终最关心是否对国家有用、对学科发展有用。最近一段时间,他正在华东医院静养,一来为例行健康检查,二来,也为躲开“不必要”的应酬,专心写回忆录。“我没啥本事,普通话不标准、现在流行的上网也不会。我只想把六十年的研究经历原原本本写下来,倒说不定对年轻人还有用。”(《解放日报》 2011-2-2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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